有人說，中國傳統的婚姻關系中，經濟需求始終處于達成婚姻關系的基礎位置。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成為建立婚姻關系的主要方式，而父母的考量標準往往多了不少經濟目的，反到是夫妻雙方的情感、性格和觀念是否一致卻不在考慮范圍內。

　　發展至21世紀，婚姻的達成已然不再受控于父母和他人，但建立婚姻關系所需的經濟前提依舊成為了新一代適婚人群不得不面對的重要課題。近日，國內知名婚戀交友平臺世紀佳緣聯合鏈家發布“婚房”主題婚戀觀調研報告，聚焦婚姻關系中經濟指標的一個大項——婚房，通過“一線城市與二線城市”、“獨生子女與非獨生子女”、分學歷及年齡層等多個維度進行拆解，解讀當前主流城市適婚群體對婚姻與房產之間的微妙關系。

　　獨生子女要求高婚房成為必選項

　　如今的城市生活中，圍繞“房產”所產生的議題幾乎承載了整個生活規劃的核心，由“房產”所帶來的子女教育、醫療、交通等資源使用，以及由此衍生的“歸屬感”、“安全感”等情感訴求造就了房產的綜合價值，這樣的背景也深刻影響了新一代適婚群體。根據世紀佳緣調研報告顯示，有41%的男性和57%的女性認為結婚需要單獨準備婚房。而獨生子女對婚房的渴望似乎更加強烈，獨生子女中，男性認為需要單獨購買婚房的比例為49%，女性則攀升至68%，其中天津尤為突出，男性比例高達64%，女性則高達77%。這樣的需求比例看似突出，卻又從另一份數據中看出了十分無奈的現實意義。在“你或你身邊是否有人因為買不起婚房而分手”這一調研中，60%的男性和51%的女性表示“有”這一遭遇，鄭州、上海、天津3個城市尤為顯著，“有”這一遭遇的比例分別為67%、64%和63%。

　　隨著“婚房”在適婚人群中重視程度的攀升，隨之由誰提供婚房這一話題也被擺上桌面。即便在男女平權意識被廣泛接受的當下，特定于婚姻關系建立時，物質基礎的提供依舊被慣常性地推向了男性這一方。在“男方無房，女方提供婚房”這一觀點上，52%的女性直接表示拒接，其中90后女性高達62%，而男性則有超過八成的人對此表示開放和接受的態度。當然，要求女方提供婚房確實過于敏感，在平等和責任共擔的意識已經逐漸被廣泛接受的時代下，在婚房購買花費的調研中，48%的女性認同“首付與貸款都由雙方共同承擔”，而這一比例甚至高于男性的44%。

　　婚房購買與權益主張

　　即便大眾的物質生活水平有了極大的改善，婚房購買依舊是當前大眾綜合消費的重頭。其耗費除了雙方個人積蓄外，時常還需要父母一輩子積蓄的大力支持。根據世紀佳緣此次調研顯示，61%的單身男性和39%的單身女性會“專門購置房產”作為婚房，這一比例隨著受調研者的學歷升高，比例也隨之上升并不斷拉大。而在婚房購買的支出中，46%的男性和53%的女性表示“不需要父母幫忙”，但獨生子女在這一點上更具依賴性，在完全“不需要父母幫忙”的獨生子女中，男性占比僅為30%，女性占比為35%。在一二線城市的區分中，一線城市不需要父母幫忙的比例高于二線城市。

　　正因為婚房的購買成為了大部分普通家庭的核心支出，圍繞婚房的購買決策、權益歸屬、責任分擔等問題也隨之而來。根據調研顯示，在“婚房該寫誰名字”的問題中，46%的男性和52%的女性認同“誰出錢/誰擁有寫誰的名字”，這一觀點也成為受訪人群的主流意識。然而，身為當前婚戀主力部隊的90后卻并不這么認為，60%的90后男性和53%的90后女性認為“無論誰出錢，夫妻雙方的名字都應該寫上”。而在“對方婚前已購買的房產，是否會要求對方加上自己名字”這一問題中，13%的90后男性表示“會”有此要求，在各年齡段中最高，90后女性選擇“會”的比例為15%，但80后女性的這一比例最高，為17%。在婚房購買地的選擇中，選擇在“自己工作的城市購買婚房”成為了主流選擇，90-120㎡的小三居也成為了單身男女最為理想的房型。

　　誠然，依托房產為核心的經濟基礎建設成為了大眾對未來婚姻生活穩定性的一項基礎考量，但在現實的婚姻關系中并未表現出明確的穩定性意義。根據民政部發布的數據顯示，自2003年以來，我國離婚率已連續13年成遞增狀態。而根據世紀佳緣此前公布的離婚數據報告顯示，“對方缺乏責任感”、“婚內出軌”和“感情變淡”依然是是婚姻破裂的3座大山，經濟因素對維系婚姻關系的重要性已然瓦解。

　　世紀佳緣情感專家張佳芮表示，中國自古就是一個對婚姻觀念看得很重的民族，認為夫妻和家庭是社會重要的人倫關系和社會細胞，正因如此，婚姻關系的建立更應聚焦于雙方的情感連接和價值判斷，是否有共同的興趣、目標和規劃，而不要盲目地通過物質指標來作為婚姻建立的基礎。婚姻關系的建立是雙向的，婚房購買也應建立在雙方共性的訴求及能力范圍的基礎上，物質是用來錦上添花的，但如果因為沒有花，連錦都不要，這就顯然落入了物欲的陷阱。